母亲死在民国三年（1914年）旧历七月的一个夜里。
母亲病了二十多天。她在病中是十分痛苦的。一直到最后一天，她还很清醒，但是人已经不能够动了。
我和三哥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每次我们到病床
在我们兄弟姊妹中间，母亲最爱我，然而我也不能够安慰她，减轻她的痛苦。
母亲十分关心她的儿女。她临死前五天还叫大哥到一位姨母处去借了一对金手镯来。她嫌样子不好看，过了两天她又叫大哥拿去还了，另外在二伯母那里去借了一对来。这是为大哥将来订婚用的。她在那样痛苦的病中还想到这些事情。
我和三哥都没有看见母亲死。那个晚上因为母亲的病加重，父亲很早就叫老妈子照料我们睡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棺材已经进门了。
我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跟有母亲的堂兄弟们比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了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也许是为了填补这个缺陷罢，父亲后来就为我们接了一个更年轻的母亲来。
这位新母亲待我们也很好。但是她并不能够医好我心上的那个伤痕。她不能够像死去的母亲那样地爱我，我也不能够像爱亡母那样地爱她。
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原是两个彼此不了解的陌生的人。
母亲死后四个多月的光景二姐也死了。
二姐患的是所谓“女儿痨”的病。我们回到成都不久她就病了。
母亲一死，二姐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大概是过分的悲痛毁坏了她的身体。
她一天天地瘦弱起来，脸上没有一点血色，面孔也是一天比一天地憔悴。她常常提起母亲就哭，我很少看见她笑过。
“妈，你看二姐多可怜，你要好好地保佑二姐啊！”我常常在暗中祷告。
但是二姐的病依旧没有起色。父亲请了许多名医来给她诊断，都没有用。
冬天一到，二姐便睡倒了。谁看见她，都会叹息地说：她瘦得真可怜。
二姐也死在天明以前。那时候我在梦里，不能够看见她的最后一刻是怎样过去的。
我那天早晨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到了一个坟场。地方很宽，长满了草。中间有一座陌生人的坟。坟后长了几株参天的柏树。仿佛是在春天的早晨。阳光在树梢闪耀，坟前不少的野花正开出红的、黄的、蓝的、白的花朵。两三只蝴蝶在花间飞舞。树枝上还有些山鸟在唱歌。
我站在坟前看墓碑上刻的字，一阵微风把花香送进我的鼻子里。忽然坟后面响起了哭声。
我惊醒了。心跳得很厉害。我在床上躺了片刻。哭声依旧在我的耳边荡漾。我分辨出来这是三姐的哭声。
我感到了恐怖。我没有疑惑：二姐死了。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们这一辈的男男女女很多。我除了两个胞姐和三个堂姐外还有好几个表姐。她们和大哥的感情都很好。她们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时候大哥就忙起来。姐姐、堂姐、表姐聚在一块儿，她们给大哥起了一个“无事忙”的绰号。
游戏的种类是很多的。大哥自然是中心人物。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酒令。酒令有好几种，大哥房里就藏得有几副酒筹。
常常在傍晚，大哥和她们凑了一点钱，买了几样下酒的冷菜，还叫厨子做几样热菜。于是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一面行令，一面喝酒，或者谈一些有趣味的事情，或者评论《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外，没有一个人不曾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论《红楼梦》，当时虽然不曾读它，就已经熟悉了书中的人物和事情。
后来有两个表姐离开了成都，二姐又跟着母亲死了。大哥和姐姐们的聚会当然没有以前那样地热闹，但是也还有新的参加者，譬如两个表哥和一个年轻的叔父（六叔）便是。我和三哥也参加过两三次。
不过我的趣味是多方面的。我跟着三哥他们组织了新剧团，又跟着六叔他们组织了侦探队。我还常常躲在马房里躺在轿夫的破床上烟灯旁边听他们讲青年时代的故事。
有一个时期我和三哥每晚上都要叫仆人姜福陪着到可园去看戏。可园演的有川戏，也有京戏。我们一连看了两三个月。父亲是那个戏园的股东，有一厚本免费的戏票。而且座位是在固定的包厢里面，用不着临时去换票。我们爱看武戏，回来在家里也学着翻斤斗，翻杠杆。
父亲喜欢京戏。当时成都戏园加演京戏聘请京班名角，这种事情大半由他主持。由上海到成都来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之前常常先到我们家来吃饭。自然是父亲请客。他们有时也在我们的客厅里清唱。
说句公平的话，父亲对待戏子的态度很客气，他把他们当做朋友，所以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他并没有玩过小旦。
三叔却不同，他喜欢一个川班的小旦李凤卿。祖父也喜欢李凤卿。
李凤卿时常来找三叔。他也常常同我们谈话。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会写一手娟秀的字。他虽然穿着男人的衣服，但是举动和说话都像女人，有时候手上、脸上还留着脂粉。
李凤卿的境遇很悲惨。后来在祖父死后不多久他也病死了，剩下一个妻子，连埋葬费也没有。还是三叔出钱把他安葬了的。
五叔后来也玩过川班的旦角。他还替他们编过剧本。
我们组织过一个新剧团，在桂堂后面竹林里演新剧。我们用复写纸印了许多张戏票送人，拉别人来看我们的表演。
我们的剧本是自己胡乱编的，里面没有一个女角。主要演员是六叔、二哥（二叔的儿子）、三哥和香表哥；我和五弟（也是二叔的儿子）两个只做配角，或者在戏演完以后做点翻杠杆的表演。看客多半是女的，就是姐姐、堂姐、表姐们。我们用种种方法强迫她们来看，而且一定要戏演完才许她们走。
父亲也被我们拉来了。他居然坐在那里看完我们演的戏。他又给我们编了一个叫做《知事现形记》的剧本。二哥和三哥扮着戏里面两个主角表演得有声有色的时候，父亲也哈哈地笑起来。
在公馆里我有两个环境，我一部分时间跟所谓“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时间又跟所谓“下人”在一起生活。
我常常爱管闲事，我常常在门房、马房、厨房里面和仆人、马夫们一起玩，常常向他们问这问那，因此他们都叫我做“稽查”。
有时候轿夫们在马房里煮饭，我就替他们烧火。他们打纸牌时，我也在旁边看，常常给那个每赌必输的老唐帮忙。有时候他们也诚恳地对我倾吐他们的痛苦，或者坦白地批评主人们的好坏。他们对我什么事都不隐瞒。他们把我当做一个同情他们的小朋友。我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一点吝惜。
我生活在仆人、轿夫的中间。我看见他们怎样怀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过那种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看见他们怎样跟贫苦挣扎而屈服、而死亡。六十岁的老书僮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后来做了乞丐，死在街头。一个老轿夫离开我们家，到斜对面一个亲戚的公馆里当看门人，不知道怎样竟然用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里面。这一类的悲剧以及那些活着的“下人”的沉重的生活负担，如果我一一叙述出来，一定会使最温和的人也无法制止他的愤怒。
我同他们的友谊一直继续到我离开成都的时候。我愈是多和“下人”在一起，愈是讨厌“上人”中间那些虚伪的礼节和应酬。有两次在除夕全家的人在堂屋里敬神，我却躲在马房里轿夫的破床上。那里没有人，没有灯，外面有许多人叫我，我也不应。我默默地听着爆竹声响了又止了，再过一会儿我才跑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家里平日敬神的时候，我也会设法躲开。我为了这些事情常常被人嘲笑，但是我始终照自己的意思做。
六叔、二哥、香表哥三个人合作办了一种小说杂志，名称就叫《十日》，一个月出三本，每本用复写纸印了五六份。
我是杂志的第一个订户。大哥把他那篇最得意的哀情小说在《十日》杂志第一期上面发表了，所以他们也送他一份。还有一个奉表哥也投了一篇得意的稿子。
在我们家里大哥是第一个写小说的人。他的小说是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旧句开始的。奉表哥的小说是以“杏花深处，一角红楼”的句子开始的。接着就是“斗室中有一女郎在焉。女郎者何，×其姓，××其名”诸如此类的公式文章。把“女郎”两个字改作“少年”就成了另一篇小说。小说的结局离不掉情死，后面还有一封情人的绝命书。
我对于《十日》杂志上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感不到兴趣。而且我亲眼看见他们写小说时分明摊开了好几本书在抄袭。这些书有尺牍，有文选，有笔记，有上海新出的流行小说和杂志。小说里每段描写景物的四六句子，照例是从尺牍或者文选上面抄来的。他们写小说并不费力。不过对于那三个创办杂志的人的抄录、装订、绘图的种种苦心我却是很佩服。
《十日》杂志出版了三个月，我只花了九个铜元的订费，就得到厚厚的九本书。
民国六年春天成都发生了第一次巷战。在这七天川军同滇军的巷战中，我看见了不少可怕的流血的景象。
在这时候二叔的两个儿子，二哥和五弟突然患白喉症死了。我在几天的工夫就失掉了两个同伴。
他们本来可以不死，但是因为街上断绝了行人，请不到医生来治病，只得让他们躺在家里，看着病一天天地加重。等到后来两个轿夫背着他们跨过战壕，冒着枪林弹雨赶到医院时，他们已是奄奄一息了。
战事刚刚停止，我和三哥也患了喉症。我们的病还没有好，父亲就病死了。
父亲很喜欢我。他平时常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在他的病中他听说我的病好多了，想看我，便叫人来陪我到他的房里去。
我走到床前，跪在踏脚凳上，望着他的憔悴的脸，叫了一声“爹”。
“你好了？”他伸出手抚摩我的头，“你要乖乖的，不要老是拼命叫‘罗嫂！罗嫂！’你要常常来看我啊！”罗嫂是在我们病中照料我们的那个老妈子。
父亲微微笑了。
“好，你回去休息罢。”过了半晌父亲这样吩咐了一句。
第三天父亲就去世了。
于是我的环境马上改变了。好像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剧变。
满屋子都是哭声。
晚上我和三哥坐在房间里，望着黯淡的清油灯光落泪。大哥忽然跑进来，在床沿上坐下去，哭着说：“三弟，四弟，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
我们弟兄三个痛哭起来。
父亲一死，我进中学的希望便断绝了。祖父从来不赞成送子弟进学校读书。现在又没有人出来替我讲话。
我便开始跟着香表哥念英文。每天晚上他到我们家里来教我，并不要报酬。这样继续了三年。他还帮助我学到一点其他的知识。祖父死后我和三哥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我就没有时间跟着香表哥念书。他后来结了婚，离开了成都，到乐山教书去了。
香表哥是一个真挚而又聪明的青年。当时像他那样有学识的年轻人，在我们亲戚中间已经是很难得的了。然而家庭束缚了他，使他至今还在生活的负担下面不断地发出绝望的呻吟，白白地浪费了他的有为的青春。
但是提起他，我却不能不充满了感激。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是得到两个人的帮助的，其中的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是大哥，大哥买了不少的新书报，使我能够贪婪地读完了它们。而且我和三哥一块儿离开成都到上海，以及后来我一个人到法国去念书，都少不了他的帮助。虽然为着去法国的事情我跟他起过争执，但是他终于顺从了我的意思。
在我的心里永远藏着对于这两个人的感激。我本来是一个愚蠢的、孤僻的孩子。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也许我至今还是一个愚蠢的、孤僻的人罢。
自从父亲死后，祖父对我的态度也渐渐地改变。他开始关心我，而且很爱我。后来他听见人说牛奶很“养人”，便出钱给我订了一份牛奶。他还时常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去，对我亲切地谈一些做人处世的话。甚至在他临死前发狂的一个月中间他也常常叫人把我找去。我站在他的床前，望着他。他的又黑又瘦的老脸上露出微笑，眼里却淌了泪水。
以前在我们祖孙两个中间并没有什么感情。我不曾爱过祖父，我只是害怕他；而且有时候我还把他当做专制、压迫的代表，我的确憎恨过他。
但是在他最后的半年里不知道怎样，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对他也开始发生了感情。
然而时间是这么短！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旧历），我就失掉了他。
新年中别的家庭里充满了喜悦，爆竹声挨门挨户地响起来。然而在众人的欢乐中，我们一家人却匍匐在灵前哀哀地哭着死去的祖父。
这悲哀一半是虚假的，因为在祖父死后一个多星期的光景，叔父们就在他的房间里开会处分了他的东西，而且后来他们还在他的灵前发生过争吵。
可惜祖父没有知觉了，不然他对于所谓“五世同堂”的好梦也会感到幻灭罢。我想他的病中的发狂决不是没有原因的。
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曾祖死后，做了多年的官，后来“告归林下”。他买了不少的田产，修了漂亮的公馆，搜藏了好些古玩字画。他结过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五儿一女，还见到了重孙（大哥的儿子）。结果他使儿子们成为彼此不相容的仇敌，在家庭里种下了长期争斗的根源，他自己依旧免不掉发狂地死在孤独里。并没有人真正爱他，也没有人真正了解他。
祖父一死，家庭就变得更黑暗了。新的专制压迫的代表起来代替了祖父，继续拿旧礼教把“表面是弟兄暗中是仇敌”的几房人团结在一起，企图在二十世纪中维持封建时代的生活方式。结果产生了更多的争斗和倾轧，造成了更多的悲剧，而裂痕依旧是一天一天地增加，一直到最后完全崩溃的一天。
（摘自《我的家》，作家出版社2007年10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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